理论创新之假说对立

镜像假说 vs. 替代假说：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个人CSR行为

Jasinenko et al. (2024). Mirror Versus Substitute: How Institutional Context Affects Individual Motivation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 [Link] -

文章挑战了以往研究中“镜像假说”（制度监管越强，CSR越高）与“替代假说”（制度监管越弱，CSR越高）的非此即彼的对立观点，并引入制度信任作为关键的心理调节变量。研究发现，在高制度信任的情境下，严格的CSR监管能显著提升个体的CSR动机；而在低信任情境下，严格监管的正面效应会减弱、消失甚至逆转。[部分参考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的推文]

CSR 与制度情境的关系

1. Mirror Hypothesis（镜像假设）
• 企业CSR行为反映所在制度环境的规范和期望。
• 如果国家监管严格、CSR相关规则健全，企业会更倾向于参与CSR，以保持合法性和声誉。
“镜像假说”认为，在CSR监管严格的环境中，企业为获得合法性和声誉会效仿制度要求，从而表现出更高的CSR水平。

2. Substitute Hypothesis（替代假设）
• 在制度薄弱、监管不足的环境中，企业会主动加强CSR，以弥补制度缺失并获得竞争优势。
• 在监管强的国家，CSR被视为合规的最低要求，企业缺乏额外动机去付出更多资源。
“替代假说”则主张，在监管宽松的环境中，企业为弥补制度缺陷、获取竞争优势与声誉，会主动采用CSR来替代本应由制度承担的功能，从而更积极地开展CSR活动。

研究目标与创新

• 传统CSR研究大多关注组织层面，忽略了CSR行为起源于个体（管理者或员工）的内在动机。

• 通过分析个人动机，可以区分真实的、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CSR与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表面CSR。

制度环境如何影响管理者的CSR动机？这种关系是否受到心理因素的调节？

• 指个人对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的信任水平。

• 高制度信任意味着个人相信自己的CSR努力会得到认可和支持，从而更愿意为公共利益做出个人牺牲。

理论框架与假设

假设 1：镜像假设（Mirror Hypothesis）

H1: The more stringent the local CSR regulations, the higher the individual CSR motivation. 监管强度越高，个人CSR动机越强。

推导过程：

• 基于社会学新制度理论（Neo-Institutional Theory），企业会模仿和顺应制度环境中的主流规范和压力。

• 当国家制定严格的CSR相关法规并且执行到位，CSR被视为获得合法性和声誉的必要条件。

• 例如北欧国家，企业CSR表现优异，因为社会对CSR的规范和要求强烈。

• 个人管理者也是组织成员，他们的行为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

• 严格的CSR监管会向管理者传递“CSR是理所当然且必须投入的”的信号。

• 个人为了维持合法性，会被激励主动参与CSR，即使需要付出个人资源或利益。

• 综上，在高监管环境中，个人的CSR动机会更强烈。

• 关键词：外部压力 → 合法性需求 → 个人动机增强。

假设 2：替代假设（Substitute Hypothesis）

H2: The more stringent the local CSR regulations, the lower the individual CSR motivation. 监管强度越高，个人CSR动机越弱。

推导过程：

• 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企业和个人被视为理性行为者，会根据利益最大化做决策。

• 当国家监管薄弱、CSR制度不健全时，企业会自发补位，通过CSR弥补制度缺陷，以获得竞争优势或声誉回报。

• 例如美国的CSR多为企业主动行为，因为法律并未强制，企业自愿行为更能凸显差异化。

• 如果整个制度环境中CSR已经高度规范化，每个人都“被要求”做CSR，那么：
• 个体参与CSR的边际收益减少（差异化优势降低）。
• 个人可能认为自己的付出没有额外价值。

• 反之，在CSR稀缺的环境下，个人主动投入CSR会更突出，也更能获得认可或收益。

• 因此，监管越强，个人CSR动机越弱；监管越弱，个人CSR动机越高。

• 关键词：制度缺失 → 个人补位 → 替代效应

假设 3：制度信任调节作用

H3: Institutional trust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local CSR regulatory stringency on individual CSR motivation, such that regulatory stringency has a more positive effect in contexts of high institutional trust than in contexts of low institutional trust. 制度信任调节监管强度与CSR动机的关系：高信任下呈正向关系，低信任下可能减弱或反转。

推导过程：

• 前两个假设仅从制度结构角度解释，未考虑个体心理如何影响其对制度环境的反应。

• 文献表明，个体对制度的主观感知和信任水平会影响其合作意愿和行为选择。

• 制度信任 = 个人对政府及公共机构的信任与合作意愿。

• 高制度信任 → 个人相信自己CSR付出是有意义的，会被认可或产生积极结果。

• 低制度信任 → 个人怀疑制度公正性，担心自己的努力被浪费或被剥削。

• 当制度信任高时，严格监管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激励 → 强化镜像效应 → CSR动机显著增强。

• 当制度信任低时，个人可能不愿响应监管要求 → 镜像效应减弱甚至逆转。

• 监管强度与CSR动机的关系取决于制度信任水平，高信任下关系为正，低信任下可能为零或负。

研究设计

综合结论

1. Mirror vs Substitute 的整合
• 高制度信任下，镜像效应更强：监管越严格，管理者越有动力投入CSR。
• 低制度信任下，监管强度无法激励甚至可能抑制CSR动机，替代效应更容易出现。

2. 心理机制的关键作用
• 制度信任是连接制度情境与个人行为的重要心理桥梁。
• 当缺乏信任时，即使制度要求很严格，个体也可能怀疑投入是否值得，导致动机降低。

3. 感知与现实差距
• 管理者对监管强度的主观感知可能与实际水平不同，这种认知偏差会影响CSR动机。

理论贡献

1. 补充了制度理论
• 将宏观制度理论（Neo-Institutional Theory vs.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与微观心理机制结合，提供更细致的解释框架。

2. 拓展了Micro-CSR研究
• 强调管理者在CSR中的主动作用，而非仅被动响应组织政策。

3. 整合镜像与替代假设
• 通过引入制度信任，解释了两种假设为何在不同情境下成立。

实践启示

1. 提升制度信任：政策制定者不仅应制定严格的CSR法规，还需提高企业与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度。

2. CSR战略定制化：企业应根据所在国家的制度信任水平调整CSR策略。

3. 重视感知管理：政府和企业需通过透明沟通改善管理者对监管强度的感知。

泛光灯效应 vs.聚光灯效应：高公众关注度的企业是否会选择性披露环境信息？

Pope et al. (2024). Floodlight or Spotlight? Public Attention and the Selective Disclosure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61, 4, 1230-1265. - [Link] -

论文探讨了公众注意力如何影响企业环境信息的选择性披露，提出了两个相反的影响机制：泛光灯理论（Floodlight Thesis）认为公众注意力会增加企业被揭露的风险，从而促使企业减少选择性披露；聚光灯理论（Spotlight Thesis）则认为公众关注为企业提供展示形象的机会，反而促使企业通过“战略性粉饰（Strategic Fluffing）”披露大量无关或轻微的环境指标以塑造良好影响。研究发现公众注意力显著增加选择性披露，支持聚光灯理论；同时，企业的环境破坏程度会负向调节这一关系，即破坏程度高的企业在公众关注下更倾向于真实披露。

研究背景

理论框架与假设

Floodlight Thesis（泛光灯理论）

• 公众注意力如同泛光灯，照亮企业的每个行为，增加企业不道德行为被揭露的风险。

• 当公众广泛关注企业时：
• 隐瞒信息的成本上升（被揭穿会导致声誉受损）。
• 企业倾向于减少选择性披露，更真实地报告环境信息。

• 假设H1a：公众注意力减少选择性披露。

Spotlight Thesis（聚光灯理论）

• 公众注意力像舞台聚光灯，给企业带来展示机会。在被聚焦的情况下，企业会精心设计报告，以符合公众期望、提升企业形象。

• 这会导致企业通过“策略性粉饰（Strategic Fluffing）”：
• 披露更多指标，但这些指标代表的总环境破坏量没有增加。
• 给外界造成“透明、积极”的印象，却实质上隐藏了严重问题。

• 假设H1b：公众注意力增加选择性披露。

调节变量：Environmental Damage（环境破坏程度）

• 高环境破坏企业更容易被环保组织或公众盯上。

•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可能主动披露更多信息以：
• 展现透明度和诚意；
• 主动控制叙事，降低潜在声誉损失。

• 假设H2：环境破坏负向调节公众注意力对选择性披露的影响。
• 换句话说，当环境破坏高时，公众注意力对选择性披露的促进作用减弱。

研究设计与数据

数据来源

• Trucost数据库（2008–2019）
• 涵盖美国大型上市公司（S&P 500和Russell 1000）。
• 包含700多个环境指标、450个行业分类。
• 提供公司环境影响的美元估值（如碳排放、水资源消耗、废弃物等）。

• 公众注意力测量：
1. Bloomberg新闻报道数量（Media Coverage）
2. 公司维基百科页面浏览量（Wikipedia Views）

• 最终样本：
• 664家美国公司
• 7,795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关键变量

研究方法

• Logistic回归：检验选择性披露是否发生（二元变量）。

• Tobit回归：检验选择性披露的程度（连续变量）。

• 解决内生性问题：
• 使用行业层面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IV）。
工具变量相关内容的详述

核心发现

公共注意力的主效应

• Bloomberg新闻报道数量、Wikipedia访问量均与选择性披露显著正相关（p<0.01）。

• 结果支持聚光灯理论，而非泛光灯效应。

企业在公众关注下倾向于制造“积极形象”，通过发布更多“轻量化”指标掩盖严重问题。

环境破坏的调节效应

• 环境破坏程度显著负向调节公众注意力与选择性披露的关系。
• 高破坏企业更容易被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公众盯上。
•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更可能进行真实披露以避免被揭露。

战略性粉饰（Strategic Fluffing）机制

• 公众注意力导致披露指标数量增加（volume ↑），但是披露的环境污染水平并未增加。

• 表明企业通过增加无关指标制造透明度幻象，从而转移公众注意力。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主要结论

1. 公众注意力促进选择性披露，而非抑制它（支持Spotlight Thesis）。

2. 高环境破坏企业在公众压力下更倾向于真实披露。

3. 企业普遍使用“战略性粉饰”掩盖严重环境问题。

理论贡献

实践启示